苗一泓本来想在安定下来以后，努力工作使生活有所好转。在单位里做出些成绩，使孟玉蓉能够看到希望，然后去找孟玉蓉。他从来没有怀疑孟玉蓉会对他变心，他爱她的心情她是十分了解的。他没有告诉孟玉蓉他所在的单位，工作后也没有接到过她的来信。他想快点去找她，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无情的伤害。他想：“也许玉蓉现在在想，当时我并没有拿她当真，说不定她现在正处在痛苦之中。”

    可是现在离开了学校，他反倒不好去找孟玉蓉了。他想到如果接受了孟玉蓉的入赘要求，可能一切就会有转机。他试着询问母亲，母亲一听，说：“我宁愿没有你这个儿子，我也不会同意你去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，如果她真的喜欢你，她就不会逼着你那么做。”

    苗一泓不敢再想这件事情，可他现在工作弄成这样，也没有办法去找她。他又没有办法离开家，父母的身体不好。虽然他母亲嘴上不说，其实她的心里很怨他一时气盛，和校长弄僵了关系。他离开学校，也不全是因为和校长的关系，这样的环境中，他真的不相信会有什么出息。连校长都这样，校长手下那些领导，他实在瞧不起他们的为人。他对母亲说：“与这些人在一起，我各方面的素质只会下降。也许我与他们在一起一段时间后，我也会变得象他们一样。要是那样的话，我还不如死了好呢！”

    苗母怕他难过，尽量不提工作的事情。可是他现在只有每个月五十元的生活费。一旦父母生病，再向哥哥伸手，也是件太违背良心的事情。

    想来想去，他决定到县城里去找工作。毕竟公职还在，实在做不好，他可以要求调动工作，不跟那个校长打交道。

    苗一泓有一个远房的姨兄在县物价局工作。苗一泓去找他，问他能不能有什么可能做点生意。结果苗一泓一说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他正在准备做生意。可是以他的身份，他不能出面。正好苗一泓去找他，又是亲戚，所以他就决定以苗一泓的名义来做他的生意。一切本钱都由他出，所有的供销关系都由他出面联系，苗一泓只要挂名，跟着跑腿就行。苗一泓高兴坏了，还有这等好事。再说，等路子熟了，一旦有了资本，他可以脱离自己做。苗一泓把这个当作学习的机会，非常乐意去做。

    那位校长是苗一泓人生中的一大障碍，还有补救的时候，他只要调动工作就可以消除他带来的影响。但是与姨兄的合作使他迷迷糊糊走上了一条彻底改变人生的道路。

    刚开始，苗一泓只起到了押车跑腿的作用，他跟着姨兄指定的车到温州跑了一趟车。他很感叹那里真是一个高速运转的社会。不象自己家乡，到处都是一片“宁静祥和”的景象。农闲季节，树荫下小桥边到处都是一群一群人在忙着打牌下棋吹牛聊天。人家那里根本没有这种现象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，到处都是运输货物讨价还价的声音。苗一泓不懂他们的社会是怎么运转的，忙而不乱，社会治安状况反倒很好，而且温州人的和善和热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他想如果是温州人到了他苏北的老家，本地人不想着法子从他们身上诈出几文钱来才怪呢。苗一泓很喜欢这样的生活，一趟车跑下来，姨兄就给了他六十元的辛苦费。在那时可是他半个月的工资收入呢。他很高兴，也很感谢姨兄给他带来了这个机会，使他在困境中有个生活的来源，还可以学到有用的社会知识。

    可是，这种幸运只在倏忽之间就消失了。离第一次出车四天以后，姨兄要他随车去杭州。他非常高兴，他非常喜欢那个美丽的城市，与华蓉在钱塘大桥采风的情景历历在目，也正是那次杭州之行使他与华蓉有了更深的交往，从而有了那一段说不清道不白的情感经历。虽然他断然与华蓉分手，但是他对她并不反感，有时还会很想她，很怀念她的温柔。

    一路上，苗一泓除了下车吃饭，几乎连车子都不下。他怕在外地一旦走散，找起来很不容易。车子里装的是什么，他连问都不问，只要回来姨兄给他钱就行。

    从杭州回来以后，刚进入县城地界，车就被警方扣留，司机、同车的另外一位男子和苗一泓一起被请进了县公安局。

    苗一泓以为是交税问题或者是车辆费用问题，那都没有多大关系，他并不害怕，因为有什么问题，有姨兄应该是完全可以很快解决的。

    苗一泓漫不经心地在前面走着，因为走路慢了一点，一只大脚重重地踩在了他的背上。他一下子趴在地上，心中的惶恐和愤怒一下子就涌了起来。他趴起来就和那些公安人员理论，可是换来的却是可怕的一幕，两个巴掌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，顿时头晕目眩、两眼直冒金星。

    苗一泓大叫：“天哪，我遇到了什么人，是强盗吗？还是土匪？”惶恐在他的心中迅速加剧。同行的司机和男一个男子朝他使眼色，意思让他不要说话，顺着他们。苗一泓万分委屈地随着他们的指点快速到达指定的地点。接着他被单独关在一间又暗又小的房间里，他怎么喊也没有人答理。直到晚上，才有人打开门叫他出去。他一看那架式，分明是在提审，而且他们既不是强盗，也不是土匪，确实是县里的公安。苗一泓浑身起鸡皮疙瘩，他意识到事情可能比较严重。

    审问的时候，苗一泓弄明白了，车子里装的全部是假香烟，以前他们运的可能是假酒。他一下子懵了，更可怕的是，姨兄已经闻讯出逃了，现在正在追捕他。苗一泓老实地告诉公安人员，他只是奉命跟车，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道。可怜他一连十一天被关在那间小房子里，每天提审，动作慢一点就会换来一阵脚踢，从那个时候，他认识到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公安人员的大皮鞋。

    关于他的审讯笔录应该有一大撂了，每一次得审后他都要签字、按手印，然后再被送回到那个小房间里去。

    夜晚变得越来越可怕，一个星期过后，他的头脑中就开始出现了幻象。他不敢闭上眼睛，眼一闭上就看到乱七八糟的形象，甚至是魔鬼在纠缠着他。他哪里经历过这种阵势呀，公安人员问了他好多事情，他大部分都不知道，他们要他老实交待，他能交待什么呢？那时他真的好想姨兄能出现，能帮他说清楚，让他早一天结束这样的生活。开始他还不知道哭，后来只要回到那间小屋，就想哭，一个人偷偷地哭，但是只要有人进来，他就停止哭泣。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软弱。他没有什么大的过失，更没有故意犯罪，他想。

    在第八天审讯的时候，苗一泓请放他出去。他说父母年纪都大了，身体都不好，他不能因为他的无知而害了他们。如果他们知道他在看守所里，不等他出去，父母就可能会含恨而死。他将离开学校的来龙去脉都已经跟公安人员讲了，请他们落实一下，但是千万不要通知他的父母。公安表示尽力而为，苗一泓发现他们的态度有所转变，这使他看到一丝希望。

    到了第十一天的时候，公安人员通知他：“由于与你同行的两人一致说你确实不知情，三人的供述完全吻合。结合到你学校里的调查结果，同时考虑到你的家庭情况，决定放你出去。但是你必须按照要求在一定范围内活动，不经允许不可以外出，可能随时会‘请’你协会助调查。”

    苗一泓满口答应。就这样，他回到家里，坐起了“家牢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