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二章 思维的方式与方法

    形式逻辑是均衡的，形式逻辑划分为：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。二者都是在均衡的条件下意识的循环，是均衡的逻辑，逻辑的结果具有同质性、唯一性；二者的区别在于归纳逻辑具有扩张性，演绎逻辑具有严格的均衡性；归纳逻辑是意识的积累形成一个固定的认识（包括道理），演绎逻辑是对形成的固定的认识的应用和推论。而相对的逻辑又可以使人换位思考，是主观变动的逻辑，逻辑的结果有多样性。思维的方式可以大体上分为：均衡的思维和相对的思维。均衡的思维是主观不变时的意识的转化，相对的思维是主观变动时意识的转化。

    综合与分析

    规律是通过综合总结出来的，认识是通过分析清晰起来的。综合属于归纳推理，归纳出来的都是事物的基本属性或规律性的东西，就是事物均衡性的东西；分析属于演绎推理，是对归纳出来的认识的应用，就是用已有的知识认识事物，确定它的属性或规律性；分析是对规律性的东西的细化，细化出来的都是具体的东西；它们是向不同方向的推理。综合是向宏观、广泛、深层意义上拓展认识，总结规律；分析是向微观、确定、具体意义上精确认识、分辨差异。综合适用于宏观世界，分析适用于微观世界，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类方法。

    综合和分析都是认识论的，都有一个认识的目的，一个是达到一种概括、抽象的认识；一个是达到具体的、详细的认识。但它们都是认识均衡转化的过程，是在主观不变的情形下转化，属于均衡的逻辑。在主体变动的情形下，不同的个人综合和分析的结果可能不一致，这就是‘相对’对综合和分析的影响。

    同一主体，综合对应于‘均衡的规律’，分析对应于‘均衡的方法’。不同的主体，综合对应于‘相对的规律’，分析对应于‘相对的方法’。

    思维的共性与特性

    信息是一种影响，相同的信息具有相同的作用，所以对于每一个接受信息者肯定有相似的作用，这是思维方式的共性，也是均衡转化的作用；信息也会因接受者的状况不同而产生的效果不同，这是思维方式的特性，也是相对形式的作用。这是思维的共性与特性产生的最基本的条件，也就是说，思维的共性来源于共同的信息，思维的特性来源于不同的主体（包括环境、条件、经历等的不同）。

    不平衡是人思维的原因，追求均衡是人思维的目的，这和物质追求平衡的形式是一样的；不同的均衡的目的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模式。每个人的处境不同，如前所说，人们都在追求自己没有而别人拥有的有价值的、美好的东西；有价值的、美好的东西是相对于个人的，是因人而异的；所以，均衡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反映不同，所以，人与人之间追求的具体目标是不同的。均衡具有相对性，目标也就具有相对性；并不是每个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，有时是完全相反的；有时你所放弃的正是别人追求的或是求之不得的。

    人的目标不同，并且人的经历、条件、处境、能力不同，这就使每个人所选择的追求均衡方式不同，追求均衡方式不同决定于思维方式的不同。人应先思维，后行动。虽然人表现的行动只有一种，但人的思维方式+信息（意识）却有许多组合，也就是说人在行动前其实产生了多种不同的方案，人所执行的方案只是人认为最佳的方案，最佳的方案也是人的各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。

    人的思维的条件、方式不同，决定人所选择的行动方案的不同，这也是人的思维的相对之处。这就像在相同处境的人所选择的行为方式不同一样。

    人的物质性决定了人的思维方式就像物质一样，有共性，有特性。共性就和均衡划分范围一样，属于同一范围的人具有共同或相似的想法，也有共同或者说是相似的追求。特性就是物质的相对性，不属于同一范围的人想法肯定有不一致的地方；属于同一范围的人，因各自的条件、处境不同也会有差异。不同类型的人所追求的目标不一致，还有可能相反，正如前面所说：你所放弃的可能是别人追求的或是求之不得的。这是对思维方式按主体的划分。

    人的思维的‘目的’的选择对于思维方式起到主导作用，人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则是思维的基础，前两者最终决定‘方法’的选择。

    求同思维与求异思维

    因为事物有共性和特性，我们可以据此划分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。这是主体固定的情形下，对思维、对认识事物的划分。

    同一范围内的物质有共性，我们就可以据此，来从已知事物的属性来推断和它同范围内的事物的相同属性；寻找不同事物的特性，我们可以用剔除共性之后的属性，来比较两个不同事物的特性，就是寻找它们的差异性。当然，我们所谓的事物是指具有‘平等主体’地位的事物，就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事物，不平等的主体无法比较起它们的共性和特性。

    我们对事物划分范围时，就是根据它们的共同的属性。因为属性有区别所以划分方法也不同，范围越大共性越少，范围越小共性越大；范围越大差异性越大，范围越小差异性越小。

    在社会上你可以试用“推己及人”方法作出初步判断，这样的推理方法一般是通得过去的，这是一种求同思维，也是物的共性推论，它的原理是：在同样环境里或相同条件下的人，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想法或愿望。这种方法用于推论事物也可适用，这是一种均衡思维，它有一定的相对性，就是不能超出适用范围。

    比如：同在一个科室工作的职员，大家都想去当科长；都是副职，当正职空缺时，都想自己当正职；当老百姓的都想发财；当演员的都想出名。当你是科员又想当科长时，你应想到：其实别人也相当；当你是副职想当正职时，你应想到：其实别人也相当；你想出名别人也想出名；你想发财其实别人也想发财。

    如果用求异（相对）思维，还可以得出另一种结果：虽然有了相同的想法，但因每个人的经历不同、条件、环境等的不同，会造成人们对同一追求有着强烈程度不同、目的不同等差别。用求异思维，来寻找事物的差异性，这是思维的相对性。

    双向思维

    一般人想问题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，以为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，这就是单向思维，忘记了对方，忘记了客观，相当于主观主义；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思维属于均衡的思维，这种思维的结果可能有悖于客观。比如：你看到的是方的，客观上不一定是方的。

    单向思维容易使人“想当然”，站在本位立场上，自以为是。因此，只有独立于当事者之外，才能更准确的判断当事者面临的事物应是什么样子的。

    人在社会上，肯定要与其他人打交道。‘双向思维’是指，在你与其他人打交道时，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，增强独立思考的准确性、客观性、完整性。

    双向思维即是均衡的，又是相对的；均衡的表现在站在对方角度上，替对方想一想，防止只占在本身的立场上看问题造成的片面性，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公平的原则。相对性表现在，当你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时，与你站在本身立场看问题时是不一样的，你才能理解对方的一些行为，它同样防止只占在本身的立场上看问题造成的片面性。

    双向思维可以把‘对方’分为两种情况：合作的对方，矛盾的对方。不管对方是合作的，还是矛盾的，站在对方想问题都是有助于、有益于本方的。

    一、对方是合作的，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、环境，想一想问题，有利于合作，增强合作的默契程度，不能自己只顾自己，降低了合作的效果。

    二、对方是矛盾的，你站在对方的立场、环境，想一想问题，你可以判断对方可能的行为，为你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依据；加上提高对方信息的了解的可靠程度，你就可以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。

    站在本方总以为：对方应该怎么做，如果是博弈的话，对方就可能不那样做，可能恰恰相反；

    犯罪的人主观上认为：做案一点痕迹、一点破绽都未留，以为这样最安全。而站在破案人的角度看问题：实际上越是没有破绽，越说明是熟悉你、了解你的人做的，因为，只有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。从这一点看，过路的罪犯才是最不好抓得。但是，过路罪犯一般不作，因为当时被抓风险太大；本地的罪犯一般都是有准备的，当时风险小，以后被抓的风险大。上面那个罪犯就犯了单向思维的错误，他和破案人员的判断形成一对逻辑矛盾，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相对的逻辑。

    这种双向思维也说明：均衡是客观的，公平是客观的，谁也不能逃出均衡规律制约。即使你逃出法律的制约，也没有逃出法律以外的规律制约，所谓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。

    模式思维

    它和‘潜意识’（直觉）差不多，是经常运用而使意识或信息速度提高，看上去不假思索，而成为潜移默化的东西。人的思维和意识在经常运用的情况下，其效率会越来越高。如：人可经过训练后会骑自行车，前后同时一个人，为什么前面骑车会摔跤，而后面则越来越自如呢？这就是人的表面意识变成了潜意识，潜意识是直接、简单的，所以其反应得快，而且把握得越来越准。人学的各种技艺都是如此，所谓熟能生巧。功夫用得的多了，就会转变成潜意识的东西，转变成人的素质。

    同样，思维也一样，经常思索同一类问题，则思考速度也越来越快，这种思维就是一种模式思维。它和潜意识、直觉一样都是有客观依据存在的，不是凭空产生的，是以往思维模式的加速。直觉也不是没有根据的，表面的、粗略的认识；它只不过是人的意识和经验的积累转化成‘潜意识’，是一种模式化的、直接的认识。没有天生的直觉，只有后天的相关意识积累的直觉；小孩子因为意识积累的少，就不容易有直觉。

    所以，人的思维是可以锻炼的，练得越多，用得就越快；练得越多，就记得越多。就像棋类高手能下盲棋一样，只要功夫用到了，脑子里就是一盘棋。

    这就和现代计算机软件一样，经过编译、压缩、批处理、分向处理等，软件的处理速度越来越快。

    惯性思维

    模式思维固然提高了思维的速度，但它适应的是外界一贯的模式，当这种外部模式（环境）发生改变时，就会发生不适应坏境的情况。就像物体运动速度越快惯性越大一样，思维的速度越快惯性也越大；越是速度快的物体你要让它停下来时越难，越是成功的经验越不容易放弃，所以，思想保守、固执的人都是成功（相对来讲）的人士。这和我所说的‘成功也是失败之母’是有相同意义的。

    人的素质也是，当外界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，原来适应环境好的，反而不适应环境了。这就是人的习惯性，这种习惯性有时帮助人发展，有时阻碍人发展。

   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，当然是思维（素质）超出了模式，思维超出了它的适用范围。这时思维就违反了相对均衡的原则。

    人受以往的知识、经验影响，就某一事物，容易产生和以往相同的想法。这种惯性思维有时错误的，这就和“刻舟求剑”讲的道理相同。客观世界是变化的，不能用旧眼光看新问题。

    这是信息在人脑中形成的固定反映，就像某人经常干坏事使人形成‘坏人’的观念或印象后，再有什么坏事人们容易想到他，即使不是他干的。这既是一种“均衡”也是一种“公平”的反映：‘均衡’的是，有多少信息产生多少意念；‘公平’的是，干的坏事越多信誉就越下降。这也是公平在人脑中的延伸。扭转他的办法就是多干好事。

    习惯性认识、保守观念有时在社会上、在人群中对新思想、新观念产生很大阻力，对改革、创新产生阻碍；因为习惯性认识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，成了‘潜规则’，就像前面所说，一个成型的、稳定的平衡系统是有很强的能力抵御对它的破坏的。所以，破坏一种惯性系统，也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新系统。

    所以，人应该经常检查自己是否处于惯性思维中。解放思想，就是降低或者说是防止思维的惯性。

    原因假设

    原因假设，是根据结果推断原因的方法，是一种演绎逻辑（根据原因推断结果是归纳逻辑）；有两种方法：一是决策树法；二是交叉法。

    一、决策树法：就是对所有导致结果的原因（包括条件）按树形进行分类，并且逐级分解，（按可能进行分解，就是将可能一一列举）。然后是用排除法，逐一排除，最后锁定可能性最大的，再搜集证据，加以佐证、证实之。

    这种方法因受条件、环境、知识的限制，而不能将所有的可能全部列举，即使列举了也可能做不到一一排除。因此，很容易出错而误入歧途。

    简单的决策树法是二分法：就是将全部原因按属性分为两类（真与假）可能，然后再对这两种原因按属性分别在用二分法，就是1生2，2生4，4生16……，列出全部结果，以半数排除，留下可能性最大的原因，在佐证之。这样排出的都是属性的一半，得到结果的效率要高一些。

    二、交叉法：将导致结果的原因（包括条件）按必要的属性（导致结果的必要条件）进行分类，将各种必要条件汇合、交叉以达到充分，最后寻找具有全部必要属性的原因。原因的寻找最后还要落实到证据上，原因的寻找只是逻辑推断，要想使推断变为事实，还要寻找与原因相关的证据。必要条件的第一次交叉很容易带动其他条件的交叉。

    怎样寻找原因对应的证据？证据怕交叉，就像两条直线相交确定一点一样，证据交叉的越多，证据就越充分；必要条件（事物的属性）相当于一条直线，当几个必要条件交叉于一个点，就锁定了原因。当然，证据的第一次交叉是最重要的。寻找原因的过程就是根据证据的交叉不断地排除不符合条件的原因，最后留下最符合条件的原因。

    科学有许多来自于假说，假说只是说出导致结果的一种可能的原因。因为资料不足、证据不充分，所以，假说是不确定的，还需要收集证据。科学的发现有时还必须依靠假说，然后再予以证明；科学发现就是在不断地假说，又不断地否定中寻找正确答案的。所以，假说在科学发现过程中起关键作用。当然假说起源于人对事物的猜测和敏感。

    ‘聪明’的应用

    耳聪目明，叫聪明。它是对人的感觉器官的灵敏度的概括。聪明代替智力，是人们以偏概全；但它确实对智力造成很大影响，因为人的各种信息（包括知识）都是通过感觉器官输入到大脑的。输入大脑信息的质量对于思考的质量起基础作用。

    如果把人脑比喻成电脑，人体的感觉器官代表电脑的外设，主机cpu才代表人的思考力。所以，‘聪明’只代表获取外界信息的充分、精确、准确性，这个过程很关键，它关系到下一步信息处理的质量。信息本身有质量问题，处理后的结果就会有问题；你输入的信息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，计算结果就是错误的。

    人脑也同样，原始信息有问题，思考结果就有问题。特别是，人脑是依靠外部信息塑造的，它像电脑一样也可形成处理软件，它是逐渐形成的，受外部影响也是可以更新换代的。不好的意识同样在人脑中产生“病毒”。

    人脑作为硬件一般都差不多，后天输入的信息（软件）的质量（聪明程度），对于大脑的思考力起决定性作用；这也是人脑的物质性。也就说人的思维模式，本来也是先天条件和环境造就的。

    人的聪明有优势、劣势之分，有人这方面表现得聪明，有人那方面表现得聪明，选择自己优势的方面学习并应用，是对自己能力的充分运用，也是发挥自己的专长。人不可能将人类所有知识学完，所以人只能选择部分专业学习；最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或适合于自己的专业学习，这样有利于自己的发展，‘聪明不如爱好’就是这个意思。

    人的聪明也只是某一方面的或几方面的；聪明也是相对差异而言的。可能存在：聪明的学习一天相当于差一些的一天半；还没到：聪明的学习一天相当于差一些的十天。均衡论告诉我们，人不可能样样优秀、样样聪明。并且只有聪明，却不努力开发，等于聪明没用。你只用两天半的时间就能赶上围棋高手，那围棋高手就没有饭吃了。这种情况不可能，因为它违背了‘均衡’的原则。因为上帝不可能把所有智慧都给某个人，并且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差不多。‘均衡’的世界观告诉我们，人的聪明程度大体差不多。

    人的智力来源于聪明，但不等于聪明，我这里所说的‘聪明’是指对实际情况、具体情况的了解，把有知识和经验的叫‘智力’。人的智力是‘聪明’的信息转化来的，包括：知识和经验。人的知识和经验是‘处理软件’，但被处理的信息和资料却是依靠‘聪明’来获取的。既聪明又有智力当然是最好的，但客观上往往有‘聪明’和‘智力’发生矛盾现象，就是‘聪明’的人智力差一些，智力好的人‘聪明’差一些；也就是说，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知识和经验不足，知识和经验多的人不了解实际情况。智力高的人一般是资历高的人，正是因为资历高而使其经常高高在上而不了解实际情况，再聪明的人因长期脱离实际也会变糊涂；而了解实际情况的‘聪明’人则对事物知道得更具体。所以，在应用人才的时候不能完全论资排辈，以克服因熬资历而造成的脱离实际。

    如果把人的‘聪明’视作人的‘智力’的话，人类社会实现公平交易的一个重要条件假设就是：人都是聪明的。而不聪明或者自作聪明的人一个重要特征就是：认为别人是不聪明的，而破坏公平原则的人就是这些人。

    ‘聪明’是人的生存条件，也是实现公平交易的必要条件。人与人之间实现公平交易有两个先决条件：一是，人是自利的；二是，人是聪明的。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是自利的，另一部分人是不自利的，这时的交易就可能不公平，自利的人就会占不自利的人的便宜；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是聪明的，另一部分人是不聪明的，这时的交易也可能是不公平，这时聪明的人可能会欺骗不聪明的人而得到额外的利益。

    怀疑

    在没有确实证据，或者证据是变化的，或确实证据根本就得不到时，或者证据是互相矛盾的，就不能得出准确、确定的结论。这时结论游移在真与假之间，这就是怀疑。这是一般有智力的人正常思维。怀疑不能证实，也不能证伪。所以怀疑不能作为正确行动的依据，但可以当作不作为或防范行动的依据。

    怀疑是无可厚非的，因为人为了防止判断出错，或者为了防备被骗，所作的思考，属于正常的思维过程。

    马克思说：怀疑一切，这是对的；但文革中却在后面加上‘打倒一切’，这就不对了。什么都可怀疑，但没有得到证据之前，却不能像有证据那样行动。

    怀疑是在证据不确定的条件下的推断，它的结论是不固定的，或者说是完全相反的，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做两手准备，但不能直接付诸行动。当然这是原则性要求，具体到某一人可能他不遵守这种原则，这就是原则的相对性；个人因有特殊的性格或出于其他的目的也可能将怀疑付诸行动，这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。社会是公平的，违反原则肯定有另一种‘公平’矫正方法相对应。

    ‘怀疑’是一种变动的、非常不完善的归纳逻辑，它没有遵守归纳逻辑的‘多数原则’。它当然也是均衡的：变动的证据=变动的结论。变动的结论不能导致行动的统一，但可以导致不做什么的统一。

    中国有句俗话叫‘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’，实际上这是不对的，应改为‘疑人要用，用人要疑’，这句话是说：用人不能百分之百的放心，撒手不管；要用合理的制度去约束、制约、监督，这样才能保证‘人为我用’；任何不加约束的用人都会造成所用的人的行为对目标的偏离，这就如同这句话‘失去监督的权力自然会产生腐败’。

    失败是成功之母，成功也是失败之母

    世界就这么严酷，要想永远成功是不可能的，要想永远失败也是不可能的。在做事的过程中，失败积累多了，就摸索出成功的道路，因为不可能都是失败的路；以前是成功经验，就按原先的模式处理问题，不就对了么，可人们总是忘记客观世界是变化的。以前成功的做法人们一般不会改，直到过去的做法造成损失了才去改；另外一种原因是，新的方法未经证实是可行的，新的方法也带有一定的风险。而往往在人发现失败的因素时已经不可逆转，所以，越是在人成功时，越是蕴藏着巨大的失败因素，并且与日俱增。

    所以说“人生有成败，世事有沉浮”，虽然人们总希望永远做成功者，但客观规律人无法左右；就像‘水有起，就有伏’一样，人也无法保证自己永远‘起’，因为‘起’对于自己和对于别人都不是一件好事，要知道，人要保持成功者的位置和形象一点也不轻松。

    而人处于中间位置时，则不会有沉浮。这种情况下，人没有成功，也就没有失败；人没有沉，就没有浮。

    上面说的是硬规律，没有永远成功的规律，只有在发现错误时及时调整，避免更大的错误发生，才是人能做到的。这和没有永远的平衡一样。

    成功和失败是事务存在的一种方式，是一种循环交替的过程；就象：失败、失败、失败 成功、成功、成功 失败、失败、失败 成功、成功、成功，这样形成循环。但总体的平衡点是向前位移的，只是给人的感觉是：成功和失败一种循环交替的过程。在小的事务上，成功和失败交替就相当于对事务的把握、权衡。在大的事务上，就是防止小的失败积累成大的失败。只不过有时你防止失败比失败本身付出更多，这是宏观均衡规律作用的结果；也就是说本来应该你失败了你就是不承认，硬撑着，结果损失更大。就像炒股票：赔了不想抛，结果赔得更多。所以在处理事关成败得事务时，要学会‘放弃’。

    ‘顺其自然’不失为一种处世的高明手段；明知不可为而硬为，常常事与愿违，得不偿失。所以，人应该做顺应时势、顺应潮流的事情。

    成功和失败是相对而言的，它没有量上的具体含义；从一种意义上是成功，从另一种意义上是失败，这是成功本身的相对性。成就一件事而言有成功和失败两种结果，按均衡论所说：有所得必有所失，只有人的价值取向不同。所以，成功从另一种意义上看是一种失败，失败从另一种意义上看是一种成功。存在的意义在于追求的过程本身，而不是追求的结果，因为没有永恒的结果（成功）。

    ‘人有成功就有失败’，在这里我想用这个道理说明‘平等’思想的意义，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差距，就不会有‘成功’和‘失败’这种强烈的感受，人们也不会对‘成功’那样趋之若鹜；没有那么大的成功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失败。当然，人走向‘平庸化’‘世俗化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，这种情况下，人更接近于‘平等’。

    均衡的判断

    孔子说：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智也。是说‘知道就说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这才是智慧的啊！’。形成判断必须要有充分的资料，资料不充分就不能形成准确的判断。知之就是了解，对于自己了解的东西，自己能形成准确的判断；相反，对于你不太了解的东西硬认为自己了解，形成的判断就是错误的。错误的判断指导的行动就是错误的。

    所以，知道多少，就说多少；不确定的东西就说不确定，等待收集更充分的资料；这样遵循了‘均衡’的原则，才是一种智慧的表现。资料确定则判断确定，资料不确定则判断就不确定；资料充分，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。不确定的东西就有一定的风险，你就不能付诸行动，除非你愿意承担此方面的风险。

    对于不懂装懂，弄假成真或弄真成假的人来讲，是自欺欺人，假东西的出现是有反作用的，只不过这种反作用可能不会在当时发生。对敌人作假，是置对方于‘假’，而不是置本方于‘假’，自己还是应当清楚自己是‘怎么做得假’的。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：客观情况=客观证据。从作假的行为上也可以作出相反的推论，谁向你作了假就说明这个人把你当作了敌人，至少没有把你当作朋友或亲人。

    证据形成判断存在平衡式是：证据=判断。这里指的是一般正常的判断。

    这就是判断中应遵守的均衡的原则，资料和判断不对称的判断就是错误的或者说是片面的。甚至‘说谎’也要遵循上述均衡的原则：伪证≠谎言（应该符合的是，伪证=谎言），就是‘谎’撒得不完美，就是证明谎言的证据不充分，或者说是有漏洞，一下子被人识破了。谎言不可能有真实的完美，因为它是不符合事实的，但它有相对的完美，就是说它在一定范围、一定时间内或者某种意义上能达到完美。

    “谣言止于智者”。谣言属于传言，传言有真有假，当然假的就是谣言。有的谣言让人一听就有破绽，智力好的人就将它识破了，也就不再传了。传言因为是听说的，缺少直接的、可靠的证据，依靠它作出判断就有很强的不确定性，不能用它来作行动的依据。你要想传别人的话，最好在前面加上“我是听说的”，来明确它的真实程度。

    猜测与敏感

    在判断所需的资料（证据）极少的情况下，使人很容易产生猜测和敏感，这是一种非常不完善的归纳逻辑，它甚至没有遵守归纳逻辑的‘多数原则’。这就是‘有可能’但‘不一定’的判断。就像人们所说的“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，这就是一种敏感。平常你可不能这样认为，因为经常有树叶落下，你可不能认为秋天就要到了。

    所以，较少证据所形成的想法=猜测或敏感。这种猜测或敏感符合不等式：判断＞证据。它需要以后收集证据使：判断=证据

    敏感还不能没有，对于重大问题的发生，如果你能发现其苗头，则能预防重大损失的发生。这就需要收集、分析、思考先兆证据。这就是为什么头脑聪明的人，头脑也累，因为他们的脑子经常处理一些不成熟的资料。相反，无知者无畏，因为他们不想那么多。

    许多科学发现也是根据猜测而来的，像‘哥打巴赫猜想’。只有先猜想，后论证，才会有科学的发现。所以，猜想本身起到很关键的作用。

    使敏感和猜测成为正确判断的方法是，继续收集证据，后面收集的证据符合前面不成熟的判断，前面就是正确的判断；否则，就是错误的判断。

    假想和猜想促使人们去探索，探索的结果不管得出是正确的结论，还是错误的结论，都是成果。就像勘探原油一样，探井打下去，打到了原油，当然是成果；打不到原油，也是成果，因为它可以证明此地没有原油，它可以告诉你：以后不要再打了；并且打的过程还可能得到意外的收获，如得到煤；就像科学研究一样，可能研究半天没有结果，但所有的研究资料、实验数据就是成果，只要是真实的，这个成果就可当作以后科学研究的依据。

    所以，只要做，就有所得，劳动就能得到收获；不做，什么也得不到；失败能得到经验和教训，也是一种成果。有目的的劳动就能创造价值，它应符合：劳动=价值。

    均衡的推理

    演绎推理本身不难，难得是如何找到可靠的证据，并且使用的是正确的判断。只要保证外延的稳定，推理就是正确的。

    应用形式逻辑，比如说“马是四条腿的，这是匹马，所以它是四条腿的”。首先你要保证“马是四条腿的”这个判断是正确的，马确实是四条腿的，如果你找能到5条腿的马，就说明这个判断本身不正确，就无法使用。然后，你要落实“这是匹马”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，你要找到充分的证据，证明这确实一匹马。最后才能得出结论“它是四条腿的”。

    也可应用排除式的形式逻辑，比如说“四条腿的包括马，这不是除马以外的其他四条腿的动物，这就是马”。同样，你要首先保证“四条腿的包括马”是正确的；其次，还要证明这不是驴、牛、象…等除马以外的其他四腿动物；那，就可证明，这就是马。这种排除式的形式逻辑让人觉得更不好把握，实际不然。当你将事物具体到某一时间、地点，就好把握了。比如：本地区就有马和驴，当你排除了驴之后，就只剩下马了。

    归纳逻辑是演绎逻辑的前提。如前面所说‘马是四条腿的’，这就使归纳逻辑的结果，如果你某一天发现五条腿的马，就可以否定该判断。

    归纳推理是不严格的，要使其严格必须用后来的实践验证。但归纳逻辑是扩张的，它是发现、发明创造的源泉。猜测和假想是以偏概全，是理论超越实践，是思维中的不平衡，它促使人用实践弥补理论的缺陷（这也是一种追求平衡的过程）。当然，一些以偏概全的观念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，就被淘汰了；而另一部分以偏概全的观念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，就成了真理。正是这种淘汰、保留的甄别过程，才促使了科学的发展。

    智与勇的关系

    一个人很难智勇双全。智慧多的人因考虑太多、顾及太多而丧失机会，但他的安全系数高；反而，勇气多的人，则可能弥补智慧的不足，但他冒的风险也大。就像管理学讲的IQ和EQ。

    保守的人必须有90%以上的把握才去做某一事情；

    普通人有70%以上的把握就去做某一事情；

    勇敢的人有60%以上的把握就去做某一事情；

    鲁莽的人在50%以下的把握时就做某一事情；

    这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，但他们都有成功的机会。做什么事情都是有风险的，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100%的把握。上述的他们都有成功的机会，当然失败也按上述相反的顺序排列。就人群而言，都有各人群的成功者。举个例子：就是小偷，也有不失手、未被抓的，这种小偷功夫深、本领大，这是它们不被抓的资本，它的付出是不会少的；只不过他们冒的风险太大了，一般人不去做。

    未来世界存在的成功人士应是‘智勇双全’的人，这种人应该是：他勇敢但不鲁莽，就是它能够把握勇敢，就是它在当勇敢的时候就勇敢，当夹起尾巴的时候就夹起尾巴；他智慧而不怯懦，他当有时机时就勇敢地抓住机会，而不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丧失时机。

    ‘智’就是能够看到时机，‘勇’就是能够把握时机。‘智’就是能够把握客观事物，‘勇’就是能够把握自己，这实际上是主、客观互动的关系。古人说：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；与此有相同的意义。‘把握’就是一种平衡对应关系，防‘不足’，也防‘过激’。‘过’犹‘不及’，两种都是‘偏’。‘智勇双全’也是指平衡把握得好。

    选择

    思维的结果都是为了选择，就是从意识里寻找方式、方法、答案。因为意识里方式、方法、答案不是唯一的，思维就是为了从里面选择正确的、合适的、最优的。

    权衡利弊就是为了选择，权衡利弊的真正含义不是为了对利和弊进行选择。任何人都知道，包括傻子也知道：选择利，不选择弊。真正的权衡利弊应是对‘利弊混合’、‘两个以上的利不可得兼’、‘两个以上的弊’进行选择。

    一、‘两个以上的利不可得兼’时选择利，就是选择哪种利更大一些，那就需要精确的计算，犹如古人对‘鱼和熊掌’的选择，取熊掌而舍鱼。

    二、选择两种以上‘弊’中的一个，是让人最难堪的事情，有的情况下必须作出选择，那只能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。选择弊，就是选择哪种弊更小一些，也需要精确的计算。

    三、如果一件事情利弊兼有，而世界上的事情基本上是利弊兼有，那就只能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来计算利弊。有所舍，才能有所得，不能指望鱼和熊掌兼得。当你愿意舍弃应舍弃东西而换来了你希望得到的、你认为的利益，即，你认为利大于弊。你就这样选择就是对了。这里也就是说，利弊是相对的；相对于不同的人，可能利弊不一致，也可能相反，就和前面我们所说的价值取向的区别。

    “择优”是一种原则，有人总想选择最优的“方法”。人类社会只有最优的“原则”，没有最优的“方法”，如前面‘相对的方法’中所言：只有相对优劣的方法，没有绝对好的方法。“择优”的原则虽然不能一步到位地选出最优，但它能保证“优胜劣汰”，能保证不断地趋近最优，‘矬子里面拔将军’就是这个道理，这句话是‘话粗理不粗’。没有固定的模式（方法）能发财，只有“你想发财”才会使你发财。就像葛朗台那样，到处精打细算，到处投机钻营，才会发财。有人想成为这种人吗？

    有些人是享乐主义者，他们也爱钱，因为只有有了钱才能享乐，他们才不是爱财主义者，他们决不会像葛朗台那样，有钱却不享乐。所以，爱财后面还隐藏着好多不同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因为在金钱社会“钱”代表了人的价值，这就促使好多人在金钱上计较，所以，现在不能忽视物质奖励作用；也不能忽视金钱带来的精神享受，因为有钱能带来越来越多荣誉感，而金钱带来的物质享受超过一定限度后收效会越来越低，也像反三角函数arctan x曲线。比如：在文化革命前，人们对评为先进就很引以为荣，封建社会人们以当官为荣，金钱并未被排在首位。而现在，不管是有权的、有名的都羡慕有钱的，都已有钱为荣，这是社会风气使然。不能否认，金钱在金钱社会中还是有巨大作用的；当然也不能夸大它的作用，随着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它的‘作用’会越来越低。因为金钱是可以带来享受的，但金钱不等于享受。当有很多的金钱，却很少或者不能带来享受，或者金钱和享受之间产生矛盾时，人们一定会选择享受，因为享受对于人的追求来讲比金钱更本质。

    哲学语言

    哲学语言虽然抽象，但哲学语言不隐晦；它只不过比其他方式更概括的、简约的、直接的（明白的）讲道理，比其他方式讲述道理更高效，因为哲学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，比其他讲道理的方式更直接。

    相反，文学语言则是形象的、隐晦的、模糊的、间接的，所以人们在读小说或者诗歌等文学作品时，经过反复琢磨、揣摩后，才明白‘原来是这么个意思’。虽然文学也要‘讲道理’，但它的效率要差一些，但它有一个优点，就是潜移默化、旁敲侧击。

    目前，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十分不规范的，一个词具体包括哪些含义（概念的内涵应是什么），没有人具体规定过；有些词汇怎么用的准确是靠平时积累的经验理解；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容易将道理讲得准确、透彻；况且在规范语言的的情况下，也不可能将概念或道理的内涵完全表达清楚，因为要将一事物特征完全用语言表述出来也是不可能的，比如说‘人是什么？’。因此，讲道理多数情况下都存在着“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”境况，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抽象。

    人用语言来说明道理，但目前语言又不会专业化、规范化，所以，我只能用传统的语言、词汇象征性地说明哲学问题，比如‘直接’、‘影响’等，这些就是传统的词汇或叫概念；没有使用陌生的新词汇。因为人讲话还有一个效率问题，如果用太长的时间才讲出一个道理，那这个道理也就没有多大用了。所以，提高讲话的效率和把问题讲清楚是有矛盾的。为了提高语言的效率，语言必须有它的概括性、简洁性、通俗性。让别人明白了就达到目的了。

    所以，我在这里就是使用了传统的、通俗的词汇赋予它抽象的意义，以表达抽象的哲学概念，以提高表达的效率、效果。

    在平常，人与人交流时，为了提高说话的效率，就把约定俗成的概念或道理省略。就是，既然都明白了，就不用多讲，着重讲解未明白的部分。这就造成人在表达时语言的不周全性。通常人们在表达时都有不周全的毛病，当然也是因为周全没有必要。

    比如：你在中国写信没有必要前面填上“中国”二字。

    （为什么有‘脑筋急转弯’的游戏，这就是利用了人表达不周全的毛病。

    幽默就是利用语言对事物表达的相对性、不周全性，用另一种方式、间接地表达真实的含义。)

    哲学讲的是道理，并不在语言上、表达上做太深的计较；学以致用，学习是为了用的，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。所以，哲学并不在语言表达上下太深的功夫，也不在语言表达上与人纠缠。

    打比方、举例子

    除了使用传统词汇外，我在这里还经常使用打比方、举例子来类比、间接地说明道理。因为哲学的概念是概括的，我们只能从概念的外延中，抽出一部分或几个来代表性地说明事物的属性和道理，以达到让别人理解的目的。触类旁通，悟性高的人就能从举的例子中得到‘道理’的真谛。

    让别人理解你的理论，用“打比方、举例子”方式可以将道理讲得更浅显、更透彻，循循善诱地将别人的思路引到你想表达的意思上来。

    只用‘形而上’的抽象词汇，使人如坠五里雾中，容易把别人引入歧途，产生误解；一知半解的人还可能牵强附会。

    就像前面所说的，语言表达本身有其局限性，那就需要借助其他的方法表达意思，所以，我在说明哲学问题时，也经常地运用打比方、举例子；这是其一。

    其二，打比方、举例子的方法之所以适用，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：如我前面所说的‘天下的道理是相通的’；就是说，与其说‘打比方、举例子’是间接的说明事理，不如说‘打比方、举例子’所列举的事物的道理本来就与所比喻的事物之间的道理是相通的、一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