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服饰的变化，看晚明礼制的崩溃
作者：拾贝听海
作者：拾贝听海
晚明社会，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社会。从顾炎武、王夫之、黄宗義以来，到清代学者，莫不指责当时的社会风气，民风世态，江河日下，纲纪凌夷，甚至认为这是导致大明帝国灭亡的缘由。社会发展到明末，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资本主义萌芽，在中国已存在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，面临更新的转机。启蒙思潮的兴起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，从而开始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。
最有争议的往往又是最有生机的，争议所取舍的内容，反映出晚明社会交错的守成与革新，正统与异端，循利与非礼等诸多矛盾和律反因素的激荡，反映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里。民众的选择往往表现了世态风向，是历史前进的脚步，是不可阻挡的。社会风尚是思想意识的反映，也是人们生活行为的过程和表现，归根到底是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所主导的。封建社会等级森严，以三纲五常为规范的道德内涵，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实质性的内容，是封建思想意识的体现。历代王朝都用礼制规定社会成员，按照自己的身份等级，而不是按照财产的多少，过着相应的生活，以此保证贵贱尊卑不可逾越，以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。
礼制对生活用品的规定十分详细完备，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，如衣帽鞋袜、车马乘骑、日用杂品等，物无巨细，不论花色、品种、质料，还是色彩，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，小至门钉的数目，腰带的装饰，都有一定的规格，贵贱不能混淆。人际交往，礼尚往来，婚丧嫁娶，凶吉祸福的各种礼仪都有严格的规定，任何人不得逾越，享受不该享受的东西。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世风优良，明教兴衰的准则，用法制、礼教、哲理等各种手段，对社会和人们进行灌输和宣扬。用礼制统治人们的思想，使人们循礼蹈规，安分守己，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，成为统治者喜欢的社会模式。
但是，这样的世风不会维持长久。在经济恢复，厉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。一旦社会生产复苏，商品经济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，人们的希望享受的欲望就开始高涨，不可避免的冲破礼教的束缚，改变那种刻板的束缚，改变令人生厌的生活方式。随着王朝盛世的到来，统治阶级开始腐化堕落，法制松弛，甚至上层人物的身先士卒，从而加速对礼制的破坏。伴发着大量越礼越轨的行为。这种现象，在明代中后期尤其在万里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。
首先，在衣着上的变化，翻开《二十四史》，代代离不开《车服志》、《御服志》、《章服品第》等有关衣服的规定。之所以把衣服搞得这么重要，是因为礼制的规定，封建社会“官本位”的宗法观念影响。衣服佩饰在人际交往中，最直接的显示一个人的身价和地位。自古以来的“以貌取人，只重衣服不重人”，实际上就是封建社会，用衣服标示人的尊卑等级观念的反映。在古代中国，服装最高贵的颜色是明黄色，是天子专用；最高贵的是龙纹，是人君的象征。次一等级的是蟒衣，由皇帝赏给内阁大臣，各等级衣服都有规定，任何人不得私自缝制。明初颁布的《明律》，对服饰、房舍、器用等都作了规定。越级使用，庶民鞭打五十，为官的鞭打一百，甚至有可能被处以死刑。
嘉靖以后，特别是万历以后的几代，这种规定被打破。小小的“七品县官”，可以穿麟蟒，系金带；内廷的小太监也可以穿蟒衣；就连历朝历代只准带青绿头巾的教坊乐工，也大模大样的穿起文官的衣服来。以前只能是士大夫带的瓦楞棕帽，也成为市井小民的流行时装。
富豪绅士更是不甘落后，衣服的服饰更是争奇斗艳，花样不断翻新。御史汪大参出门打猎，所带侍卫随从上百人，都衣着鲜亮，十分艳丽，闪闪发光，照耀数里。工部侍郎徐海甫待客时讲究穿衣对等，客人来访时，必先探清客人的衣料、颜色，而后穿同样的衣服去接待客人。太守金赤曾更是讲究，每过入室，十步之外，香气扑鼻。就连首辅顾命大臣张居正，在大臣中是生活比较清苦的，早晚都要用香料涂抹，衣饰更加鲜美夺目。受这种风气的影响，社会各个年阶层争相效仿，“服舍违式”成了一纸空文。
任何朝代，妇女均为服装改革的急先锋，明初规定，妇女只能紫、绿、桃红和各种浅色的衣物，不准用大红的衣物、着金绣丝缎，贵重的金银首饰只能有贵族妇女使用，违者要被处以重罚，还要殃及家人甚至家奴、丫环。明代中后期，有钱人家小姐，小康之家千金，甚至大户人家的丫环，都穿金戴银，身着大红衣服引为时髦，招摇过市。唱戏的优伶、卖笑的*都身着绫罗绸缎，披金戴银，浓妆艳抹，香气逼人，同贵族妇女争艳。
这些变化，是对封建礼制的反叛，是一场思想意识的变革，是对封建社会的改良。晚明时期，由于经济上的兴起，物质的丰富，促进了金钱势力的崛起。在商品流通领域，金钱显示了他的巨大威力，礼制在他的面前崩溃。谁拥有了金钱，谁就可以享受一切。观念的变化，甚至改变了历来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，男计妆资，女索财礼，只要有钱，门户不限，贵贱不择，出现了世族大户与暴发户联姻的现象。为了金钱，寻虎倪豹，不择手段，卖身亡命，背信弃义，礼仪廉耻，均所不顾。于是兴起了历史上罕见的“有钱论”浪潮。受这一潮流的影响，涌现出许多诅咒、怨愤、歌颂、追求金钱的民谣，诗歌、戏曲、传奇、小说等文学作品。
这股新的世风，冲决了尊卑序列的变化，促使纲常名教的崩溃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极大的动摇了压在人们头上几千年的礼教磐石，迸发了一股新鲜的活力。由于人们的价值观的变化，反映在文学艺术上，艺术趣味和学术观点悄悄地起了变化。江南才子顾祝明，故意在雪中行乞，唱莲花落，讨来的钱，用来买酒，大醉方休。王尹常穿“五常服”，怪诞不经，经常用谎言，耸人听闻。这种放荡不拘的风气，影响了诗歌、小说、戏曲的创作。平话、戏曲中主人公追求享受图乐的故事，家喻户晓，深入人心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晚明文化。
从物质到精神发生的巨变，反映在服饰上的“去朴存艳”，文娱上的“异调新声”，学术上的”幕奇好异“的特征，构成晚明的社会风尚。这种风尚随地域经济的发展情况而变化，并不平衡，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，风潮还无法波及到。但毕竟是一线曙光，预示着封建帝国必将顺应历史的潮流，适应新的变革。历史在变革中发展，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。
最有争议的往往又是最有生机的，争议所取舍的内容，反映出晚明社会交错的守成与革新，正统与异端，循利与非礼等诸多矛盾和律反因素的激荡，反映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里。民众的选择往往表现了世态风向，是历史前进的脚步，是不可阻挡的。社会风尚是思想意识的反映，也是人们生活行为的过程和表现，归根到底是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所主导的。封建社会等级森严，以三纲五常为规范的道德内涵，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实质性的内容，是封建思想意识的体现。历代王朝都用礼制规定社会成员，按照自己的身份等级，而不是按照财产的多少，过着相应的生活，以此保证贵贱尊卑不可逾越，以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。
礼制对生活用品的规定十分详细完备，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，如衣帽鞋袜、车马乘骑、日用杂品等，物无巨细，不论花色、品种、质料，还是色彩，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，小至门钉的数目，腰带的装饰，都有一定的规格，贵贱不能混淆。人际交往，礼尚往来，婚丧嫁娶，凶吉祸福的各种礼仪都有严格的规定，任何人不得逾越，享受不该享受的东西。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世风优良，明教兴衰的准则，用法制、礼教、哲理等各种手段，对社会和人们进行灌输和宣扬。用礼制统治人们的思想，使人们循礼蹈规，安分守己，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，成为统治者喜欢的社会模式。
但是，这样的世风不会维持长久。在经济恢复，厉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。一旦社会生产复苏，商品经济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，人们的希望享受的欲望就开始高涨，不可避免的冲破礼教的束缚，改变那种刻板的束缚，改变令人生厌的生活方式。随着王朝盛世的到来，统治阶级开始腐化堕落，法制松弛，甚至上层人物的身先士卒，从而加速对礼制的破坏。伴发着大量越礼越轨的行为。这种现象，在明代中后期尤其在万里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。
首先，在衣着上的变化，翻开《二十四史》，代代离不开《车服志》、《御服志》、《章服品第》等有关衣服的规定。之所以把衣服搞得这么重要，是因为礼制的规定，封建社会“官本位”的宗法观念影响。衣服佩饰在人际交往中，最直接的显示一个人的身价和地位。自古以来的“以貌取人，只重衣服不重人”，实际上就是封建社会，用衣服标示人的尊卑等级观念的反映。在古代中国，服装最高贵的颜色是明黄色，是天子专用；最高贵的是龙纹，是人君的象征。次一等级的是蟒衣，由皇帝赏给内阁大臣，各等级衣服都有规定，任何人不得私自缝制。明初颁布的《明律》，对服饰、房舍、器用等都作了规定。越级使用，庶民鞭打五十，为官的鞭打一百，甚至有可能被处以死刑。
嘉靖以后，特别是万历以后的几代，这种规定被打破。小小的“七品县官”，可以穿麟蟒，系金带；内廷的小太监也可以穿蟒衣；就连历朝历代只准带青绿头巾的教坊乐工，也大模大样的穿起文官的衣服来。以前只能是士大夫带的瓦楞棕帽，也成为市井小民的流行时装。
富豪绅士更是不甘落后，衣服的服饰更是争奇斗艳，花样不断翻新。御史汪大参出门打猎，所带侍卫随从上百人，都衣着鲜亮，十分艳丽，闪闪发光，照耀数里。工部侍郎徐海甫待客时讲究穿衣对等，客人来访时，必先探清客人的衣料、颜色，而后穿同样的衣服去接待客人。太守金赤曾更是讲究，每过入室，十步之外，香气扑鼻。就连首辅顾命大臣张居正，在大臣中是生活比较清苦的，早晚都要用香料涂抹，衣饰更加鲜美夺目。受这种风气的影响，社会各个年阶层争相效仿，“服舍违式”成了一纸空文。
任何朝代，妇女均为服装改革的急先锋，明初规定，妇女只能紫、绿、桃红和各种浅色的衣物，不准用大红的衣物、着金绣丝缎，贵重的金银首饰只能有贵族妇女使用，违者要被处以重罚，还要殃及家人甚至家奴、丫环。明代中后期，有钱人家小姐，小康之家千金，甚至大户人家的丫环，都穿金戴银，身着大红衣服引为时髦，招摇过市。唱戏的优伶、卖笑的*都身着绫罗绸缎，披金戴银，浓妆艳抹，香气逼人，同贵族妇女争艳。
这些变化，是对封建礼制的反叛，是一场思想意识的变革，是对封建社会的改良。晚明时期，由于经济上的兴起，物质的丰富，促进了金钱势力的崛起。在商品流通领域，金钱显示了他的巨大威力，礼制在他的面前崩溃。谁拥有了金钱，谁就可以享受一切。观念的变化，甚至改变了历来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，男计妆资，女索财礼，只要有钱，门户不限，贵贱不择，出现了世族大户与暴发户联姻的现象。为了金钱，寻虎倪豹，不择手段，卖身亡命，背信弃义，礼仪廉耻，均所不顾。于是兴起了历史上罕见的“有钱论”浪潮。受这一潮流的影响，涌现出许多诅咒、怨愤、歌颂、追求金钱的民谣，诗歌、戏曲、传奇、小说等文学作品。
这股新的世风，冲决了尊卑序列的变化，促使纲常名教的崩溃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极大的动摇了压在人们头上几千年的礼教磐石，迸发了一股新鲜的活力。由于人们的价值观的变化，反映在文学艺术上，艺术趣味和学术观点悄悄地起了变化。江南才子顾祝明，故意在雪中行乞，唱莲花落，讨来的钱，用来买酒，大醉方休。王尹常穿“五常服”，怪诞不经，经常用谎言，耸人听闻。这种放荡不拘的风气，影响了诗歌、小说、戏曲的创作。平话、戏曲中主人公追求享受图乐的故事，家喻户晓，深入人心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晚明文化。
从物质到精神发生的巨变，反映在服饰上的“去朴存艳”，文娱上的“异调新声”，学术上的”幕奇好异“的特征，构成晚明的社会风尚。这种风尚随地域经济的发展情况而变化，并不平衡，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，风潮还无法波及到。但毕竟是一线曙光，预示着封建帝国必将顺应历史的潮流，适应新的变革。历史在变革中发展，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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