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的秘书遇刺纪事
作者:苏小苏
附注:照片三张。其中有毛泽东看望黄祖炎将军墓的。
共和国遇刺的最高将领。毛泽东闻讯大惊,一月内做出三次批示。许世友下令:以后开会一律不准带枪。这一事件虽然流传已久,却难得发现文字记载。这便是涂抹了神秘色彩的-----
毛泽东的秘书遇刺纪事
苏小苏
一滴浓烈、涩腥的血,在宣纸似的济南史上蔓延,五十八年了,它一直那么浓烈、涩腥——这就是曾任毛泽东秘书的黄祖炎将军遇刺案。黄祖炎将军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,在一次观赏文艺演出时被敌对分子的暗枪击中。他的不幸遇难,给我党政治保卫工作敲响了警钟,自此,敌对势力谋害我高级干部的阴谋屡屡受挫。黄祖炎即成为共和国成立至今遇刺的最高将领。
相伴山东快书清脆的鸳鸯板,剧场里响起了沉闷的枪声。本来射向许世友的子弹射向了黄祖炎
1951年春节前夕,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收到一名基层部队指导员的来信,反映部队官兵文化生活枯燥,与新中国喜气洋洋的气氛不相称。许世友阅罢,一个沉思的习惯动作顿然亮相--努嘴瞪目。他突然摸起电话,找到了分管宣传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将军:
“黄老表(因黄是江西人)吗,有件事要劳你大驾呀。”许世友跟下属交代任务喜欢硬嘴巴,这次却有些例外,因为他非常崇拜毛泽东,而黄祖炎在红军时期曾两次任毛泽东的秘书,爱屋及乌,许世友对黄祖炎总是高看一眼。
“许司令呀,有什么指示你就说吧,我保证一往无前!”貌似儒弱的黄祖炎说话简洁、利索。
“问题不是那么严重。”许世友讲道。“打下江山来了,我们关心部队不够啊,官兵们的文化生活太单调了!”后头的话他加重了语气,略作停顿,他又讲道。“你开一个文化工作会议,把全军区的秀才统统给我请来,好好转转脑筋,让部队的文化生活热起来!”
“好的,我一定照办。”
黄祖炎想了想,建议道:“许司令呀,我看会期定在三月好吗?如果敲定了,我这就下通知。哎,许司令呀,到时候你可得出面啊。”
“除非毛主席找我有事。”许世友用自己的方式应下了。
1951年3月11日,山东军区文化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。会议的头一天上午,许世友如约来到会场。他脚蹬黑布条编织的“许式草鞋”,腰扎鲁西黄牛皮武装带,咚咚走上了主席台:
“同志们!”他环顾了几百人的会场一圈,然后双手按着桌案,用喊叫的声音讲道。“我,许世友是个什么东西?”他出语惊人。随即自问自答道。“抗枪的、打仗的!对文化不懂!你们这个会,是我让开的,但我开不了啊!”他伸手一指旁边的黄祖炎:“我不行他行!这可曾经是毛主席身边的秀才呐。所以,你们这个会,我给自己找了个角色——全力给当好后勤部长,保证你们这个会议吃好喝好玩好,其它戏嘛,由黄副主任唱,我就讲这些!”
短短几分钟,许世友便捎着满场的掌声走了。
会议的第三天,也就是1951年3月13日,黄祖炎为与会人员安排了一场观摩演出晚会,地点在济南市政府礼堂,参加演出的人员由部队文艺骨干和地方戏曲名家。许世友原本要出席这次晚会的,但从军区大院动身前,忽然接到军委的绝密电报,让他连夜上报渤海湾一带的抗登陆计划,因为台湾蒋介石集团乘借朝鲜战争风云,企图组织小股力量骚扰祖国大陆,所以他改变了计划,去了作战室。
黄祖炎不是那种喜欢表现的人,今晚许司令未到,他成了自然的主角,在晚会开始前,他晃着单薄的峰子登上了青砖砌筑的主席台,十指交叉在胸前,缓慢而又简练地说道:
“同志们,本来是要许司令讲话的,他有重要军务来不成了,我又不知道他想什么,所以呀,我这个救场的,就没必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,因为我想讲的,开会时早已讲了。好,现在我宣布——晚会开始!”
晚会的节目有民歌、小戏、天津快板和山东快书。在齐鲁一带最受欢迎的当然是山东快书了,所以名震华夏的赵连甲的快书段子被列为了压轴戏。灯光绚烂的剧场,音韵弥漫,群情激越,尤其轮到赵连甲的山东快书时观众席仿佛变成了渐沸的开水,有的观众甚至听到了报幕员的声音就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手崐掌。一身灰蓝色长袍的赵连甲挤着迷人的笑眼故作憨态地走上了台,在观众的吆喝声中,他又恭敬地朝台下弯腰施了一礼,然后亮出金灿灿的鸳鸯板,当当地敲了起来,人们的情绪伴着他的说唱在激动、在荡漾。正当赵连甲的段子说到高潮处,突然,从第三排座椅上挺起了一个幽灵似的身影,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,他手上的短枪已沉闷地炸响了,随之,坐在他前两排的黄祖炎将军微微一蹿身子,缓缓倾倒在了右侧。
突如其来的枪声震动了整个剧场,大家先是一阵静默,紧接,按照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,纷纷葡匐在地。毕竟都是屡经战火洗礼的人,就在刺客的左轮手枪指向第二个目标时儿,军区直工部副部长由履新从座位迅猛跃起来,指着刺客大声喊道:
“有坏人,快点抓啊!”
军区秘书长赵长河率先朝着刺客扑去,其他同志也奋勇冲向了刺客……刺客惊慌失措,胡乱开了几枪,见仍未“镇”住扑来的人,被迫将枪指向自己的脑袋,扣动扳机自杀了。
回过劲来的同志们又赶紧去关照黄祖炎将军,发现他已经满身鲜血。大家抬起如游丝的黄将军,将他塞进了剧场外的一辆吉普车,飞速地向省立医院赶去,可是就在半道上黄将军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“电报王”与“光棍王”面是心非。左轮枪“啪”地压在了盒子炮上伎俩换得“胡子兵”绝杀本领
刺杀黄将军的凶手很快被查明了身份,他就是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王聚民。
时年31岁的王聚民,出生在胶东半岛的文登县,家有良田百亩,高房三幢。他1941年参加八路军之前,曾做过小学教员,因胸有文墨,在部队一直受重用。王聚民虽说皮粗肉糟,貌似卤莽,一举一动都显得颇有心计的,尤其是说话时,他从不轻易开口,总是眨巴几下肉堆里的小亮眼珠儿,才会故作口吃地飘出一句话来:“好……很好!”或者“行……准行!”他语言极其吝啬,一般只说几个字,很少长篇大论,故而,有人根据他的姓氏和特点,给他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外号,叫“电报王”。
1949年2月,王聚民收到儿时的伙伴,本村民兵队长王喜臣的一封信,主要意思是,家乡正在搞土改,你父亲因为成分问题以及旧社会做了些对不起穷百姓的事情,可能要受点折腾,作为队伍上的人,请你理解、配合地方上的工作。
王聚民不愧是“电报王”,回信仅仅两个字“随便”,这高深莫测的两个字,使得民兵队长王喜臣更没了主张,为了一示诚意,他给王聚民拍了封电报,请他速回家一趟。王聚民左思右想半天,还是踏上了归乡的路。
王聚民回到家后,他的父亲像是等来了救星,两眼直勾勾地瞅着儿子的那一身威武的军装和腰间的短枪,咕噜咕噜地咂着水烟袋,脸上不时荡漾着宽心的微笑。爷俩儿见面谈了没几句,王聚民便用吩咐的语气对父亲说:
“备一桌酒菜,我要单独跟王喜臣坐坐。”
王喜臣背着一把单响的盒子炮如约踏进了王家的深宅大院。上了七级正房台阶,王聚民从堂屋门里闪了出来,与王喜臣一朝面,他就用一种怪怪的口气问道:
“有媳妇了吗?”
“大哥,您还想着俺这出了名的‘光棍王’呀?”
王喜臣倒没在乎王聚民的傲慢,他随意笑了笑,解释道:
“感谢共产党,娶了一房媳妇,是临村的寡妇。”
俩人落座后,王聚民只是用表情和手势招呼王喜臣喝酒,并不说一句话。王喜臣是个直爽人,当胸中烧起了几杯烈酒,便有点憋不住了,他揭开了两个胸扣,然后将斑驳的盒子炮木套儿朝一把闲椅子上一班,说:
“大哥,这搞土改、斗恶霸,忒他妈的难了!你说,这可都是乡里乡亲的事啊!”
他瞅了似乎无动于衷的王聚民一眼,把话音一下又变了:
“但咱是党员、咱是民兵队长,光讲情面咋成?!”
王聚民眯着亮眼珠儿瞥了对方一下,然后不动声色掏出了乌亮的左轮枪,啪地压在了王喜臣的盒子炮上。他只说了一句: “喝酒!”
王喜臣倔强地盯了他一眼,又扫了下左轮枪,闷头想了想,端起酒杯咕了痛饮了一口,然后他用衣袖狠狠抹了一下嘴巴:
“喝酒是喝酒,干事是干事,大哥,你在队伍上,比俺明理。谢谢给俺解了馋,走了!”
王喜臣前脚刚出门,王聚民的父亲便从厢房门里窜了出来,他正想开口打听点什么,却被王聚民冷冷剜了一眼。他缩着身儿朝回退去,王聚民冲着他深深地叹了口气,没有再说什么。
王聚民返回军分区的第三天,就传来了家里土地被分,父亲被批斗的消息,自此,他更沉闷寡言了。
这天,王聚民突然找到了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安克平,请求到基层蹲点,安克平对他的想法不置可否,因为上级提倡机关干部下基层,便问王聚民想到哪里去,王聚民胸有成竹地说:
“军分区蔬菜队。”
军分区蔬菜队聚集了一些成分混杂的“兵油子”,思想比较涣散,军分区一直想派人去帮助整饬,所以王聚民的要求很快便被批准了。
驻扎在鲁北荒凉盐碱滩的军分区蔬菜队,有四五十人,队饲养班里有个叫李本矢的“大头兵”,曾在东北做过“胡子”,长的黑不溜秋,瘦弱的像个大烟鬼,济南战役期间他是国民党的中士,被我俘获过来,本来像这样的兵痞应释放回家,因他枪法极准,为用其所长,便留在了部队。战争基本结束后,整日里吊儿郎当的李东矢实在为正规部队所不忍,便被发配到了四处荒凉的蔬菜队。
王聚民刚下到蔬菜队时,队里领导为了照顾他,给他独自安排了一间屋,可王聚民非要住到又脏又臭的饲养班不可,拿他没法,对领导只好顺从了他。从下到饲养班那天起,王聚民就对李本矢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,轧草拌料,他当李本矢的下手,牵牛放马,他与李本矢结伴而行,到了晚上,他不嫌弃李本矢的那一身臊臭味,抱着铺盖与他挨着睡。由于当年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奔波,李本矢落下了一身风寒病,遇到了鲁北的寒风,经常腿痛的下不了床。这天晚上,李本矢放牧回来,腿痛病又犯了,他正躺在床上痛苦地砸着纸烟,王聚民端着一盆热端端的开水来到了床前:
“来,烫烫脚。”
李本矢感动而又费解地望着他,饱含真情地说:
“王副科长,您,您这是?”
王聚民用自己独特的语调说:
“驱寒。”
烫完脚,王聚民又把洗脚水给端了出去。等他回来,心里已经燃烧起来的李本矢颤着唇对王聚民说:
“王副科长,您,您让我咋是好呢?”
王聚民只是轻轻笑了笑,安慰似的递过了一支香烟。停了片刻,他像是无意地问道:
“老李啊,听说你的枪打的不错。”
“你个文化人,问这些子做啥?”
“唉!”王聚民像是心沉地叹了口气。“虽是书生,可我也是军人。机关里几次打靶,我总是落后,心急啊。”
一听,李本矢当即拍着胸脯包揽道:
“王副科长,别的咱帮不上忙,这打枪么,横道竖道咱都不外行。你放心,明天我跟你到西洼里去,包你三天,指哪打哪!”在荒芜的西洼地里,王聚民见识了李本矢施枪的绝招,百步之外有只奔跑的野兔,他抽过王聚民的左轮枪胸前一抬,啪地一声,野兔便撂倒了。露过一手后,李本矢自得地对王聚民说:
“这打枪么,别光信教材上的那一套,一个人一个套路。瞄准靠什么?不是眼珠子,是心!到了实战,眼珠子来不及。还有,短枪交手,通常学的是自上而下,那样忒慢,把腰里拔出来就打,是自下而上,这才快呢。至于怎么打准,一天练手腕子功夫五千下,几天就成了。”
在李本矢指点下,王聚民的枪法大有长进,有时拔出枪来,能一下撂倒十几步远的地老鼠,不用瞄准。当学到了武艺,他隐藏在内心的一个想法就更明朗了:我要报仇,教训一下分我田地、斗我父亲的共产党!他把目标早就锁定了许世友,因为他是山东的最高军事长官。同时,王聚民知道许世友功夫非凡,故而特意找借口跟李本矢学几招。
悲愤交加的许世友近乎疯狂,骂完了娘,瞪着血红的温眼说:“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啊!”。毛泽东闻讯震惊,一个月下达三次指令。黄将军墓前,突然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
军区作战室里置了一个大型沙盘,上面沟壑纵横,丛林密布。许世友与几名军区首长和参谋围绕着沙盘,就反登陆方案正在精心筹划着。这时,一名值一般说来参谋跑到了许世友跟前,想贴近他悄声密语,但许世友却不情愿地挥了挥的,对值班参谋说:
“哎,除非中央密电,你直说行了。”
值班参谋神色紧张地报告道:
“晚会现场出事了,有人行刺。”
许世友不满地打断了他的话:
“行刺?不就是放两枪吗!看把你紧张的。”
“黄副主任,他,他中弹了!”值班参谋继续报告。
“什么?黄副主任!”许世友一下瞪起了眼。“他伤的怎么样?”
“在省立医院,恐怕……”
“鬼儿子的!”许世友冲天骂了一句,又向值班参谋吼道:
“你是啥子?是大夫?少给我恐怕!”
随这他朝屋里的几个人的一挥手:
“愣个啥子?跟我上医院!”
到了省立医院的急救病房,许世友三五下拨开了前面的人群,径直冲到黄祖炎的尸骨前,他一下摘掉军帽,将光头紧紧贴在了黄祖炎的胸口上。听着听着,他的圆眼珠子鼓大了。突然,他挺直了身板,双手掐腰骂道:“鬼儿子的,谁干的?”
见周围的人没有吭声的,许世友抢动着硬拳,用审问的语气喊道:
“你们是干什么吃的?”
许世友发现军区保卫部长兼山东省公安厅长郑文清在场,火气立码冲他袭去:
“你这个部长是怎么当的?我撤了你!毙了你!”
见郑文清低头不语,许世友把气又撒向了军区秘书长赵长河:
“你给我把院长找来,他是怎么负的责任!怎么就死了人?你赵长河也罪责难逃,至少对突发事件准备不足!”
这时,随行的一位军区副政委怕天生血性的许世友情绪失控,硬着头皮站了出来:
“许司令,你批的这些子,都是我分工的,要批,你就批我吧!”
许世友望着这位相伴自己多年的军区副政委,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。他独自背过身去,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窗前,轻易不流泪的眼睛里血红而又湿润。他深深倒吸了一口气,自言自语道:“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啊!”
沉默了一气,许世友仍背着身子,缓缓地对在场的人说:
“葬礼要隆重,墓地要选好。”
他转过身,又向郑文清部长口述道:
“传我的命令:1.以后开会一律不准带枪。2.各部队要深挖暗藏的敌对分子。3.彻底查清凶手的背景。立即执行!”
一个令许世友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,当中共山东分局、山东军区将黄祖崐炎遇刺的情况连夜报告给党中央、毛主席后,竟一连四天没有得到中央的反应。这一来,许世友更是坐不住了,凭他多年的经验,预示着中央要有大的动作,为争取主动,他亲自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挂电话,请求进京负荆请罪,但汪东兴却答复道:“原地待命。”
果然,黄祖炎遇刺的第五天,中央发来了毛泽东主席亲自下达给各中央分局、各大军区的通报:
“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3月13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……这是过去所少见的,应当引起全党警惕……”
为了吸取黄祖炎被害教训,同共山东分局、山东军区结合贯彻中央通报,制定了七条整改措施,并以指示的形式下发所属单位,同时上报中央,3月20日,毛主席看来山东上报的“七条”后,在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:
“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,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,特转给你们……并作出自己的决定,指导所属,坚决执行。”
黄祖炎遇刺案发生的次日,中央专案组就奔赴济南,经周密调查,4月12日,以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、公安部长罗瑞卿等人的名义就案件的经过、原因以及教训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,毛主席于4月19日在报告上又作了批示,并转发全党全军县团级上单位:
“兹将罗荣桓、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一件发给你们研究。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跟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,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,务须注意及时处理。”
对一个烈士,作为党的主席一个月内连续三次作批示,非黄祖炎恐他人是莫及的。
1952年10月27日上午,具有火炉之称的济南市依然闷热,市区南部的英雄山由于树木葱茏,阴凉透风,吸引了一些悠闲的市民。他们正在山坡的树阴下凉快,忽然看到几队士兵疾步跑来,沿烈士幕地撒下了严密的警戒线,不会儿,一辆雪佛来轿车驶到了英雄山下,从车上跃下了一个身材魁梧穿灰风衣的人,随在一侧的是一个中等个儿的军人,他们一前一后,向着英雄山顶峰爬去,躲在附近树下的市民有几个觉得那高个子面熟,却又不敢相认,因为他的灰帽子遮着半个脸。
等爬到了山顶,高个子在那军人陪伴下,到黄祖炎烈士墓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儿,又深鞠一躬,然后上前抚摸着墓碑,说了一些什么,才恋恋不舍地转身离去。
一个星期后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:
“毛泽东主席最近到济南视察期间,在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陪同下,前往济面英雄山革命墓地,看望长眠地下的革命烈士。”
这一消息发布后,使得那日目睹毛泽东主席而又不敢相认的济南市民后悔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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