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　美丽的混血儿娜塔莎（1）

    从喀什回来已经半个多月了，两台钻机十天前就已开钻，坑道也掘进了二十几米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展着。唯独建房进度缓慢，干干停停，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，小刘那台车也拨归康布拉克专用，但往返一趟喀什一般要三天，而且在这段路上还不能满载。井台，坑道，建房，槽探的工人，加起来近百多号人，临时搭建了六座帐蓬，三座是二十多名单身工人住。其余的工人都有家属，队上给解决点材料，都是自己自力更生挖的地窝棚。还有三座帐蓬是专家和我们这些技术行政管理人员住用。当地民工自不必说，就是维族老工人的野外生活经验，比汉族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，许多生活上的琐事，他们自己就解决了，基本不需要分队操心。我们这几个汉族干部只能依靠喀什的供应，和柯拉克勤给解决些肉蛋，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娜塔莎。

    娜塔莎就是小李子说的那个二串子，规范些说应叫混血儿。中俄混血儿在东北的哈尔滨和新疆的伊犁为最多。在东北，人们习惯叫“二传子”，西北则叫“二串子”，也许是口音的不同，“传”是多音字，在这里读Zhuan，和串无论是字意还是字音都差不多，实则不仅是一个意思，也应该是一个字。我写的是新疆，所以也就顺理成章，以新疆发音为准了。

    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域，混血儿既不是一个阶层，更构不成一个种族，至多算是一个群体。在中国，中俄混血儿这个群体注定是短命的，他至多能维持一代。一代人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也只是昙花一现，转瞬即逝。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和哈尔滨和伊犁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地缘位置，在本世纪初，才有可能在中国出现这个群体。

    本世纪初，俄国，阿芙乐尔巡洋舰一声炮响，应该说是这个群体诞生的礼炮，中俄边境的两个城市，自然也就成了这个群体的摇篮。有些是，可能大部分是，本世纪初与那个北方红色政权不相容的阶级，逃离家园，就近来到了这两个城市。江河日下，有清澄的流水，也有泥沙。有一些平民，由于对那个政权的不了解，甚或是恐惧，和那些白颜色的军官（以颜色来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品种的优劣，其专利不在中国。）以及同样颜色的贵族，富人，地主一起逃离了家园，这些人在中国通称作白俄。可以说，中国人是最具人性的一个民族。本世纪初接纳了大批流亡的俄国人。　　二战初，德国法西斯灭绝人性地屠杀犹太人，欧美国家态度暧昧，有些国家甚至把犹太难民拒之门外。是中国人敞开了大门，无签证地使大批无祖国的犹太人，得以生存下来。人们的印象里，犹太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，要固守得多。加之这个漂泊的民族，多少世纪以来，倍受歧视，因而养成了一种相互救助的团契精神。对穷人都能给以援手，所以在上海犹太人和中国血统的混血儿几乎没有。而俄国人在这方面就要松散得多，这些俄国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，相当数量的妇女，无以为计，只能入乡随俗，沿用中国的陋俗，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”，于是才有了我笔下的安那托利和娜塔莎。

    在喀什大队部，我正式拿到娜塔莎的人事调令后，我见过娜塔莎几回。她是伊犁人，乌鲁木齐矿冶技术学校毕业，分配到207地质大队工作的。报到后，又分到了我们分队，她所学专业是矿山测量。诚如小李子那个不太恰当的比喻，这姑娘身上——套用一句地质学上的专用名词，“富集”了俄罗斯和汉民族几乎所有的优点，也许这是一种远缘结合优势聚中的缘故。用几句话真说不清楚她到底美在那里，就像小李子的那句话，不仅是鼻子眼睛安得都是地方，就那一张脸盘上所有的部件单个取出来，件件都是精品。

    在审美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立了一套我自己的观点。娜塔莎那双漂亮的，有着长长睫毛的黑眼睛，谁见了都会想自己也能拥有这么一双眼睛。这双眼睛如果真的能取下来，安在另一张脸盘上，那不一定好看。之所以在娜塔莎的脸上显得那么美，那是这双眼睛在那个东方型的鹅蛋脸上，衬托着一只雅典娜式的鼻子，以及那只嘴巴和半埋在鬓发间的一双小巧的耳朵，显得是那样的和谐，美丽，端庄。然而她的身材却缺乏那种俄罗斯人的高大，而有着，好像在盈握之间的那种纤巧。还好，见到她，我还没有痴迷到小李子“馋涎欲滴”的程度。我是因为汽车何时返回康布拉克的事去通知她，也为了看看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。　　　

    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刚好才洗过头发，把湿漉漉的长发随便在头上盘了一个髻。纤小的个子，在没有见到她之前，我以为她和她母系的祖先一样，具有斯拉夫人那种高大，还有像老舍先生说的那样，有一身小黄毛。大概是利用那盆洗头发的水，她正在搓洗一条俄罗斯大毛巾，高高绾起的袖子露出了雪白的，像一段刚出水的嫩藕一样的手臂，瘦削的肩膀和丰满的胸脯，为一件丝质的俄罗斯女式衬衣遮掩着。感觉到有人走过来，她抬起了头，我看清了她俊美的面容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个形象，这种想法只是瞬间的一闪，我必须回答她射向我询问的目光，

    “你是娜塔莎吗？”

    她侧头在端详着我，没有回答我的问话，只点了点头，

    “我是康布拉克来的，我来通知你明天早饭后汽车出发，我会叫李家辉来帮你拿行李。”

    我已转身准备离去，但她叫住了我，

    “您就是彭队长吧？我一定的……”

    看得出，她在搜寻她的汉语词汇储存库，也听得出她的汉话口语水平实在有些差劲，她要表达的应该是一定准时上车，“冯”字发音不准，在她的口中我也就暂时姓了“彭”。

    后来相处熟了，她当成笑话讲她当初学汉话的故事。还在她七岁的时候，父亲就离开了家，学习汉话就失去了机会，只能跟着母亲讲俄语。但母亲心中始终想念着父亲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在她七岁半的时候，母亲把她送进了汉族学校。一年级还没有读完，她说什么也不去学校念书了。事情的经过是老师让她朗读一篇课文，她把“母亲”读成了“母鸡”，惹得那些汉族小顽童哄堂大笑，从此她在同学中得了一个“小母鸡”的雅号。一些淘气的男同学在放学的路上，起哄喊她“小母鸡”，她一路哭着回了家，从此拒绝再去汉族小学上学。

    她的到来，在康布拉克造成了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。我发现，年轻的小伙子们都变得文明起来，无论是说话，衣着，举止有礼貌的多了，其中自然也包括鲁勉诺夫。毕竟地，都是男性同胞，一般情况不拘言笑，谈笑间荤素全来。但随着娜达莎的到来，这一切都有了变化。我还发现，自从娜塔莎来到康布拉克以后，大家对安那托利的关系变得客气多了，这种客气是一种冷淡的客气，一种保持某种距离和对手之间才有的那种客气。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隐隐的忧虑，一个女性的介入，尤其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，将会给我们这个群体带来些什么呢？

    分队的工作人员都是男姓，只有一个海尔莎罕是女的，但她有家，这位娜塔莎的住处也就成其为问题了。刚来的时候实在没有地方安置她，是老牟主动提出让娜塔莎和海尔莎罕先暂时住在一起，他到帐蓬里住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幸亏几天之后小刘从喀什带回了一顶小帐蓬，她享受到了专家独居一“蓬”的待遇。老牟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，把她的帐蓬搭在了警卫班的上一面，也就是小草原的最上面，也许是少数民族对男女有别考虑得多了些，由于老牟主管后勤，这事我也就没有多问。

    六月，高原炙人的阳光直射大地，白天帐蓬里又闷又热。一到夜晚，在帐蓬里睡觉是越睡越冷。这个汇集了喀嘞昆仑，兴都库斯，葱岭和天山众山之结的帕米尔高原，昼夜温差之大，是没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。“早穿皮袄午穿纱，围着火炉吃西瓜”的画面不仅出现在戈壁滩上，此地更是如此。这里的牧羊人就是在夏季也是随身携带着羊皮袄放牧，既使在城市里，也不象关内，在冬季过去之后，不是把冬天的棉衣晒过装入衣箱保存，而是挂在衣架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    也就在这时，我一个在乌鲁木齐总公司工作的老同学，托一位乘飞机来喀什出差的同志给我带来了四条黄瓜。小刘从喀什再稍到康布拉克时，黄瓜已经不是那么新鲜了。但在这青黄不接的季节，尤其是在这大山之中，几条黄瓜确是稀罕之物。在这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的集体里，这种难见的稀罕物没有独享的道理。于是我吩咐还在伙房当炊事员的乌麦尔，把黄瓜切成片，放上羊肉做成瓜片汤，我请客，免费犒劳大家。开过中午饭之后，乌麦尔端着一碗黄瓜片来到我的帐蓬，

    “你看，队长，他们统统把黄瓜的挑出来扔掉了。”

    我看了看碗中的黄瓜片，果然沾满了泥土，我有些大惑不解，乌麦尔又生气地说，

    “他们说呢，这些都是草呢，一个个的挑出来扔掉了，光吃汤和肉呢。”

    站在一旁的老牟冷笑一声，

    “这里的柯族人，只见过皮牙孜（洋葱）胡萝卜，强姆果（蔓菁），洋芋蛋（土豆），别的菜没有见过呢。我们有句话呢，汉族人一年比我们多吃一斤草，我们的人一年比汉族人多吃一斤土呢。”

    我还是鸭子听雷，愣怔怔地弄不懂，

    “哎呀，你这个队姜真是卡巴克。你们汉族的人，菜吃的多，菜是哪里长的呢，地里嘛，和草的一起长，能不夹上草吗？我们吃的馕是哪里来的呢，馕坑子，馕坑子是土做的嘛，馕的上面能不沾上泥巴？懂了吗？”

    我是懂了，懂得哭笑不得。

    一天早晨，我正要和王青山吕班上山，娜塔莎从洞开的帐蓬门外走了进来，我抬头问她有事吗？

    “队长，我有个请求，从今天起我在夜班工作行吗？”

    “为什吗？“

    我不解地问，

    “因为，因为……晚上太冷了!”

    这太可能了，我自己在夜晚就曾经被冻醒过。心想房子反正也盖上一多半了，不管怎么困难也快熬到头了。坑探的巷道掘进是二十四小时三班倒，谁都知道在坑道里作业白天凉爽，晚上暖和，再说新疆干燥，在坑道里根本就没有潮湿的感觉，如果不是有碍于生产，晚上在坑道里放上张行军床睡觉，要比睡帐蓬可强多了。

    “你打算上什么班？”

    “零点。”

    “这个主意不错，晚上十点半左右和接零点班的工人一起上山，自己不必害怕，还有人照顾。四点钟天就亮了，可以下山，吃完早饭，太阳也出来了，能暖暖和和地睡到中饭时间。谁给你出的主意？”

    这最后一句是突然袭击，也是明知故问。我知道，这不是她的发明，安那托利早就采取了这个办法，来躲避帐蓬里夜晚的寒气。

    “你知道还问我？”

    她意识到我的明知故问，侧着头，用她大大的黑眼睛探询地盯着我，这种眼神充满了那种被大人娇纵，惯坏了的孩子气，也充满了自信，自信她的请求我会同意。这时我突然想起在喀什第一次看到她时，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但当时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在心中怎么也找不到对上号的对象，这时才想起，正是同名的她。

    我很喜欢看小说，尤其是法国和俄国，苏联的名著。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我反反复复看过三遍，有些章节还不止这个数。一部由我所崇敬的丰子恺老先生，设计封面并提写书名的精装上下两册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我几乎翻烂了，就是现在，在我的枕下还压着这部我喜爱的名著。喜欢看书并非毛病，我的毛病在于对书中我喜爱的人物，总是在我的世界里搜寻，寻觅着能对上号的人物。这个娜塔莎不正是书中罗斯托夫家族，那个纯真，活泼，美丽，善良，得宠于父母的娜塔莎的缩影吗？主观意识是多么的顽强，一旦有了这种想法，就越想越像。书中有许多插图，尤其是有关娜塔莎的插图最多，这些插图中我最喜欢的是娜塔莎在月夜中，手抱双膝背倚窗框，坐在楼上的窗台上，幻想着只要闭上眼睛纵身一跳，就能飞上蓝天。我猜想，这个版本的《战争与和平》中，之所以有那么多娜塔莎的插图，插图的作者，可能和我同样地偏爱这位可爱的女主角。

    从娜塔莎的身上，不难体现出俄罗斯妇女优良的传统，除了工作上的勤奋之外，手中始终有她自己的活干 。一只勾针从不离身，据说俄罗斯姑娘出嫁时用的窗帘，台布，床罩和桌上用的小物件，都是在为姑娘的时候挑刺出来的。也是姑娘是否心灵手巧，勤俭持家的一种客观佐证。自从娜塔莎来了以后，安那托利的衣着就不用他自己操心了。尤其体现在星期天，熨烫好的衣服，在头一天的晚上就摆放在了安那托利的床头。星期天休息日，按他们的习惯，里里外外不换上洗熨好的衣物是不能出门的。衣服是在南山脚下的小溪中洗好，晾晒在草地上。这里，只要不是大风天气，就用不到担心有灰尘，空气清澈极了。我曾感到有些奇怪，这里没有电，也没有看到娜塔莎用过炭火熨斗，但她和安那托利的穿着总是熨烫得板板正正，她是怎么给自己和安那托利熨烫衣服的？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去娜塔莎的帐蓬里拿一份坑道资料，看到她正在用一只放了热水的大号搪瓷缸在熨烫衣服，我不仅长了见识，也学了一招。小李子曾试探过她，问她什么时候和安那托利结婚，我们队上也好热闹热闹，

    “才不是呢，安那托利是我最亲爱的哥哥。”

    是少女的羞涩？还是另有原曲？不得要领。安那托利是一个较为内向的人，平时少言寡语，但对娜塔莎的关心却无微不至，娜塔莎的小帐蓬就是他带领工人亲自搭建的。他们俩个人和鲁勉诺夫的沟通，比我们少了一层障阻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小李子和他们的关系相处得非常之好，尤其是和娜塔莎，小李子总是不时的向他们请教一些俄文语句的说法。娜塔莎说小李子的俄语水平，和她的汉语水平相差不多呢。小李子不羞不臊，照常腿极勤快地向她那里跑。我们这几个年青人，也一无例外的，跟娜塔莎学会了用俄文唱“红梅花”和“卡秋莎”。安那托利和娜塔莎都有着一副天生的美妙歌喉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大地的余热还没有散尽，我们这些年青人不约而同地，在洗去一天的风尘后散坐在小溪旁。夜风裹着草原的清香，迎面徐徐吹来，怎能不引起年青人的浪慢情结而引吭高歌。一曲“红梅花儿开在野外小河旁，有一位少年使我日夜想……”意犹未尽，“正当梨花开遍了原野，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……”优美的旋律又洒满了这幽静的山谷。当唱到“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……”时，无不被自己的青春年华，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所感动。这种随意的，自我舒发的情感，由于一个女声的参与，显得更加和谐；更趋自然；更具生命的本来面目。